引子
＊本文摘自《大田文史资料》第十五辑(1999年9月)，作者洪立强，原标题《往事悠悠——知青生活片断》
正文
知青生涯中的许多往事，令人难以忘却。但作为文字出现，本人从无这个念头。此次大田县政协为纪念泉州知青上山30周年，盛情邀请写点回忆录之类，推辞不了，只好信手写点，聊以充数。生活本已太累，工作也已够忙，不想再费苦心，搞什么几易其稿，寓以什么哲理、含义，只想让人们在茶余饭后一览，知道当年有这样的知青、这样的事罢了。
难忘10.23夜
告别泉州热闹喧天的欢送场面后，客车经过10余小时的颠簸，翻过重重山路险坡，终于驶进了夜幕笼罩下的桃源公社所在地。我们5人一起被分配到仙头村的两个生产队。和我一起上山的表弟以为两个生产队相距很远，曾计较了一下。我们忐忑不安地把行李搬上手扶拖拉机，突突地开上公路。突然，几道闪电，几声霹雳！不几时，狂风骤雨铺天盖地而来，车上的人一个个淋成了落汤鸡。这就是经历战斗洗礼吧。到了村子，先在一个农民家里喝姜汤，换湿衣服，在队长家用了地瓜丝干饭,然后被带到了简陋的住房，只记得床板是杉皮板搭的，上面铺了稻草。夜深人静，我躺在床铺上，只感到无限的悲伤与压抑袭来，这就是新的生活的开始。何年何月才能重返有许多亲人，有童年乐趣的故乡？周围是一片寂静与黑暗，只有偶然从远处传来几声犬吠。我带着疲倦与无所适从的困惑终于入睡了。
第二天才知道，昨夜表弟的计较竟成了桃源新闻，说是昨晚有个分配到仙头村的知青不去仙头，要去西坪，以为仙头的山很高，西坪的地很平。再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在全国有知青上山的地方，都有这样的故事。
接受再教育
记不得第几天后才出工，也记不得第一天出工干的是什么活儿，但是，记忆犹深的是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课，竟是在文化大革命还在轰轰烈烈地开展，政治形势还是那么严峻的时候，贫下中农却在田间公然问我们，你们看刘少奇是好人还是坏人。他们你一言我一语，大意是：刘少奇是好人，三自一包、四大自由好得很。当时，单纯幼稚的我听了大吃一惊，也想，毛泽东同志的知青上山策略可能忽视了会有这个教育。
最不能忘记的是挖烂泥田。烂泥田往往是在山沟里,特别是在有泉水的地方。山沟里的景色倒很别致，有层层梯田，林木郁郁葱葱，偶尔传来不知名的鸟叫声。但是人是陷在烂泥中干活的，一般要没到大腿最上方，有时踩不到下面铺垫的木棍，那就不知要陷到什么地方了。后来看电影看到人陷在沼泽地直到沉没，我马上可以想象出那是如何沉下去的，这就是感性认识。
至于挖旱地、劈田埂、插秧、耙草、对稻、晒谷子等等农活，也都先后尝试了，现在我有时还夸口说我精通农活，只差赶牛犁地没干过。不过，倘若至今仍在当农民，恐怕就不会有如此乐观的夸口了。
在田间抽袋烟休息一会儿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，谁也不会说是偷懒。假如不抽烟，只要站上半袋烟的工夫，就可能会被指责为干活不积极。于是，我们也抽烟了。直到现在，我已有整整三十年的烟龄。当年只能抽纸烟，要自己卷的，这种功夫我至今仍熟练，有时遇到抽纸烟的朋友，我会特意要来卷一支，露一手。
选择自由的活儿
当时下田干活我最怕的是时间长，大家就那么慢慢地干着，日出到日落，这与我的性格大不相符。我喜欢高效率，短时间。后来，我知道生产队每天要派两三个人去割牛草，是以重量记工分的。我想，这活适合我的性格，我可以快速地割草，赢回自由的时间。于是强烈要求，总算被批准了。
前两次割草经验不足，割得少些，手、脚、脸全被茅草锯齿般的边沿割得伤痕斑斑，后来，也就轻车熟路了。有时找到草长得好的去处，很快就可以割得上百斤。有一次，我看到一处草长得特别茂密的地方，不由喜上心来，一头扑上去大肆收割，直到那一片草快割完时，才发现这里是埋死人的土坑前，两个黑幽幽的洞，不知道有多深。这种地方，农民一般是不去的，只有我懵懵懂懂的，才会有此一举。后来,我也想过，如果真有鬼魅的话，应该也会同情知青的艰难而不会怪我干扰了他们。
每当在下午二、三时就可以推着满载牛草的板车凯旋而归时，心里总有一种自豪与轻松；每当所割牛草的工分值超过下田的工分值时，就更有一种胜利感；尤其是回到家里，田里的人还正在干得欢，想到他们还要干到日落才收工，而我已在家悠悠然，就更有一种得意感了。
给邮电所打工
上山的第一年过去后，每月8元钱的生活补贴取消了。当时家里经济也不宽裕，生活费用要靠自力更生。如果能安心出工，每月出满25个工日，生活大致也能过得去。但我特别讨厌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田里，故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加上生产队是年底分红，所以平时的生活费倒颇费思量。
那个年代同情知青肯给知青帮助的好人倒也不少，桃源邮电所的老林同志，总想方设法帮助我们。经他介绍，我们几个人先后被雇，为电讯线路砍树枝，即将窜入电线间或覆盖在电线上的树枝砍去，每天工资1元2角，几天干完马上兑现。这种活既轻松，又有经济效益，我们乐此不疲，几乎是与邮电所签订了雇佣合同。但有一点是必须再三注意的，就是不能让砍下的树枝挂在电线上，更不能碰断电线，据说这些电线是直通到北京毛主席那里的，是国防线路，碰断了是要坐牢的，所以我们都十分小心在意。但也有一回,砍断的树枝较粗大，控制不住方向而把电线碰断了一条，领班的电讯工吓得脸都发白了，据说断线超过2分钟就是大事故，我们也很紧张，后来总算很快就接通了。
老林给我最大的照顾是在他所里送信员生病的时候,让我代替送信，每天工资是1元5角，够刺激的，送满1个月，收入即是45元，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收入。尽管送信十分艰苦，一般每天要骑自行车跑50多公里，清早从桃源公社出发，经各大队、单位绕上一大圈，中午在路上用餐，傍晚回归，但我对这分工作十分珍惜，表现相当好。不论天气如何恶劣，我都义无返顾地出发。下雨时最苦，道路烂，泥巴粘满车胎，蹬得非常吃力，车轮与车盖间又常被泥巴塞住，只好骑一段路就停下来清理一下，经常是雨水与汗水一起流。送信赌的是体力，幸好当时年轻，有时连续几个月下来，也不觉得太累，只是人瘦了点。由于天天出勤，报纸与信件送得及时，各大队、单位都很满意，当时驻在广前村的生产建设兵团首长对我大加赞扬，甚至发函到县邮电局，建议把我转为正式送信员，专送他们这一线邮件。后来，兼职美工县里的朋友对我讲，可惜当年没有招工指标，否则我真可能被县邮电局招工呢。
其实，做事情要有责任心、事业心，这是我自小就有的信念，所以当时送信工作做得好，也是源于这种信念，并不全在经济收入。后来，那位正式编制的送信员经常生病，我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了邮电局的编外职工，以致生产队、大队认为我表现不是很好（是“不务正业”吧？)，恐怕这是一个原因。
让集训与比赛多一点吧
那个年代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，也没有什么电影可看.而体育比赛倒是方兴未艾。大田县尤其重视开展篮球比赛，这很对我的胃口，特别是参加公社调集的集训与比赛，生产队仍按出工计工分。因而，那几年内，我只盼望，让集训与比赛多一点吧。桃源公社的单位不少，如地质队、建设兵团、农场、林场、学校、大队等等，经常举行篮球比赛，特别是临时来了外来球队要比赛，公社的干部老郑就会骑车到田间叫我，后来每当在田间劳动，远远看到老郑来了，我就知道，救星到了。
较长的集训与比赛记得有三次，第一次是县里组织的，当时省体工队也下放了不少人员，那是一次人才荟萃的体育盛会，组成了几个篮球队，在县城热热闹闹地集训比赛了好久。第二次是县里组队参加三明地区篮球赛，集训十余天后赴三明比赛。那年冬天正在大兴平整土地，集中兵力作战，桃源是一片轰轰烈烈、战天斗地的景象，而我却没有参加，以致比赛回来后，真有点不好意思。第三次是县里让桃源公社组队，到各个公社巡回比赛，也集训了十几天，巡回了十几天，一路上大获全胜，最后却被太华公社队打败了。太华公社队其实都是当年泉州的球友，实力雄厚，战败本是意料之中的事。
打球也有苦的时候，那时我在大田三中当民办教师，但户粮在桃源大队，碰上比赛，两队都得参加，有时一个晚上两队都有比赛，于是我第一场打三中队，戏称“为工作而奋斗”，第二场打桃源队，戏称“为粮食而奋斗”，两场下来，倒也不觉得太累，要是现在，恐怕连十分钟也打不了，真令人感慨：“年龄是个宝。”
打球在当时算是好事情，后来到三中当民办教师也是靠这一特长。那几年虽然是上山，但球也打了不少，球技进步很大，靠着这个深厚的基础，1978年到福建师大再读书的时候，曾有幸作为师大代表队一员到四川成都参加全国大学生篮球赛，成为球场生涯的最高峰。
和我的学生一起考大学
1972年夏初，已有不少知青安排工作。由于我不谙世事，加上我在生产队的表现也非上乘，故幸运之神一直没有降临。
其时，恰好大田三中的李校长极兴趣篮球，正想增强校教工篮球队的实力，他自己也曾是一名优秀运动员，经人介绍，他同意我到三中当民办教师，每月工资26元，担任数学与体育课教学。在当时走投无路之际，这对我堪称是一条好出路了。
尽管当时学生要学工学农，文化课并不占重要地位，但我认为，当教师就不能误人子弟，要尽自己的责任。因而，我对教学工作是很认真的，就连上体育课我也自买一些书籍，学习运动项目的理论、术语，然后到运动场上自个操练动作。就因为这样，当年的学生有很多至今还和我保持联系，每当我回大田时，总会受到他们的热情款待。
到了1974年4月，又是许多关心我的人的帮助，我总算转为正式在编教师了。
1977年9月到1978年春节前那个学期，我带高一年学生到广汤农场，当时叫学农，上课也在农场的简易教室。记得下午经常劳动，没有上课。学期结束总算把学生平安地带回学校，此时才知道已恢复高考，我的一些同学，一些知青伙伴已经参加了高考，有的已被高校录取。我羡慕极了。后来，又风闻1978年夏季将举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，我就下决心参加高考，因为读大学毕竟是我的夙愿。另外，大田教师奇缺，想要调回泉州比登天还难，我也许可以趁大学毕业分配之机，回到泉州。（现在回想当时的选择，真是福至心灵。我终于于1982年毕业分配回到久别的家乡。)
于是我白天上课，晚上复习功课，凭着66届高中毕业生的扎实功底，在7月份的高考中，一举夺魁。
记得参加高考时，同考室中有不少是我教过的学生，师生同一考室参加高考，这种情况恐怕是空前绝后的。出于自尊心，我总是推迟5分钟悄悄进入考场，提早5分钟离开考场。至今仍记得监考的是大田一中的李老师，因为是同行，每场考试他都要数次端水给我喝，前不久，我与二十年没有见面的李老师重逢，谈起当年此事，两人不禁抚掌大笑。
8月底，我回大田时恰好公布成绩，当天晚上，我得知我的成绩居当年大田县考生第一，心情无比激动。第二天,我觉得天上的太阳是那么明亮，地上的人们的笑容是那么亲切，认识的或不太认识的朋友，握手祝贺是那么真诚，令人终生难忘。
10月份，我接到福建师大数学系的录取通知书，打点好简单的行李，告别了大田——我的第二故乡！
后话
当年的文化大革命，对国家对人民是一场大浩劫、大灾难，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，对一代人来说也是一场浩劫与灾难。当我们回顾历史时，决不能因为自己当前事业有成或腰缠万贯，就把它说成是一种磨炼，是一个造就人才的熔炉。我始终认为，这是一场恶梦，它摧残了整整一代有才华的青年。如果没有这场灾难，这一代人中会出现更多出类拔萃的人才，也就不会有“人才断层”这个词眼了。
在诅咒那个年代的同时，我们又应当看到中华民族的淳朴、善良。是的，当年正是有着淳朴善良的大田人民的关心、支持，上山的知青才得以度过难关，走向新的起点。至今我仍深深地怀念着当年给我帮助的人们，即便是只给我送过一次菜、几个萝卜的人。我仍保持着与当年给我关心给我温暖的朋友的联系，逢年过节也要用电话问个好。大田是我的第二故乡，自90年代起我已数次回大田访问朋友，共叙衷情。大田的农民朋友来到泉州，我一概礼数周到，热情款待。
要永远记得大田，记得大田人民，力所能及地给以回报。每个人能力有大有小，但心意是不分大小的。尽管我是在教育战线工作，若说投资开发或投资扶贫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但在联谊会上我讲过，我愿为大田教育的发展诸如考察、观光等方面尽自己的力量提供牵线搭桥、食宿住行的方便。在自己能力内为大田人民做点事，是我所希望的。
呵，大田，我的第二故乡，我的青春年华有九年在你那儿度过，你的山山水水，你的勤劳善良的人民，我永远魂牵梦萦!
我将永远祝福你，大田！
（原注：作者原插队桃源公社仙头村，现为泉州培元中学书记、校长）